2024年1月13日
《十架与宝剑：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
基督徒祈求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任何有意义的回答之先，我们都必须考虑世上短暂的统治者的影响力在哪里。
自从受到罗马帝皇君士坦丁大帝的青睐以来，若国家颁布符合基督教道德的法律时，教会就经常备受诱惑并沉醉于此──尤其是当我们如斯确信自己的道德正直。虽然这样的渴望可能看起来既虔诚又慈爱，但历史描绘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当政治和宗教（或自称缺乏无宗教的，既无神论）结合时，由此产生的混合体往往是血腥的。
潘霍华与教会和政府的使命
二战时期的殉道者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深明此道。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是德国福音派教会（纳粹德国的国家教会）被彻底笼络，利用福音为纳粹意识形态辩护、背书。这是由路德宗的“两个国度”教义所促成的，该教义描述了上帝如何通过两个领域在地上工作——一个是属灵领域，另一则是世俗领域。基督徒既是圣徒又是罪人，活在这两个国度中，但这些国度以不同的目的运作，互不干涉。 “属灵”不能支配世俗法律，“世俗”不能规范属灵信仰。
当德国福音派教会既不愿意也无法反对纳粹德国长存的罪恶时，这种绝对分离的弱点就表露无遗了。国家的行动很容易被视为是上帝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教会无权干涉。
潘霍华没有诉诸让教会或国家统治对方的极端，而是通过强调神圣委托的重要性来完善“两个国度”的学说。上帝已授权几个人类架构在世上发挥作用，作为一种手段来保护世界直到末日。潘霍华因不幸殉道而未能完成《伦理学》一书，其中列出了四项这样的架构：工作、家庭、政府和教会。为清楚起见，“政府”(Government )为大写，没有特定冠词，泛指有授权的，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执政政府。
对潘霍华来说，没有任何授权足以具凌驾于其他权威之上（甚至教会也不行！）。相反，为了反映造物的和谐，他们作为问责伙伴而相互联系，根据他们神圣的任务发挥作用，而相互问责。
换句话说，教会的角色是宣扬耶稣基督（林前 1:23-24），不应干涉政治。然而，当政府未能按照其职责运作时，教会可以而且应该发声，即通过圣言宝剑来抑制邪恶并维持秩序（参罗 13:1-7；彼前 2:13-14）。
辨识当下
由于我们生活在后基督教世代中，因此这种角色之间的区别在我们当下的背景甚为重要。国家法律中基督教价值观的侵蚀本质上并不是对教会的攻击，而是更多地反映了被选的人民代表所识别的社会价值观的现状。这种反思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应该发生的事情。
当政府废除一条令社会分裂、成为导火线的法律，并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有建设性地处理这个问题时，政权就完成了她的角色。我们不能指望政府通过所制定的法律来宣扬基督——那是教会的职能。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是否满足于让这片土地的立法替代我们宣扬福音？或者更糟的是，我们对福音的理解是否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而非圣经的影响？
也许这就是政府让教会对我们向世界宣扬基督的职能负责的方式。每当新加坡国会就堕胎、赌博以及最近的第 377A 条等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法律时，教会就会发现自己被激起与这些法律背后的问题搏斗，并忠实地宣扬福音的必然回应。然而，宣扬并不等同于要求和期望我们的声音比公共领域上的其他声音更有分量。
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应该像彼拉多那样金盆洗手，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支持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教会呼吁政府履行其抑制邪恶和维护秩序的使命，而当法律未能做到这两点时，教会应该和平地挑战政府，正如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耶稣与他当代的政治领袖的冲突在他与本丢彼拉多的著名交流中达到高潮。与其说这是一场 “辩论”不如说是“邀请”的对话——邀请俗世权力再次向真理的唯一来源而屈膝。
卫斯理与由内而外的变革
因此，教会提倡政府制定反映基督教道德的法律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道德标准是对社会最好的。然而，教会不能仅通过游说来迫使政府这样做——因为政府中立地制定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律，真正的参与必须是与选民制度的接触。当人们的集体愿望是反映上帝的道德标准时，地上的法律也将反映这种意愿。
这也是 18 世纪卫理公会运动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观点。除了奴隶制，卫斯理从未通过政治参与来解决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相反，他明白，当人们的心因耶稣的恩典而成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将人们的心转向圣洁，他们就会“弃绝黑暗的行为”（参卫斯理的讲道“心灵的割礼”）。证据不言而喻，因为英格兰经历了影响社会和政治气候的圣洁复兴运动，为废除奴隶制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本着同样的精神，教会应该比昔日都更加宣扬耶稣的力量。我们必须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性别观，就像上帝创造它一样，以便从内到外改变社会。我们的作用不是强迫政府进行不民主的立法（显而易见的是，游说政府是其他派系都可以做的事情，而他们通常比教会做得更好）。我们的角色是通过与上帝圣洁之爱的更新变革相遇，在我们的土地上致力于宣扬按圣经真理的圣洁。